這是我第十八年參加全國兩會。每次走進人民大會堂，心里都充滿期待。這么多懷揣民情民意的代表委員來到這里，交流討論的都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，這不就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優勢最生動的一種體現嗎？
我是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，曾擔任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。親歷兩種“角色”，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打個比方，人大代表就像是黨和國家聯系人民群眾的“橋梁”。老百姓選我當人大代表，我就要代表大家的意愿，依法行使國家權力。
我一直關注基層立法聯系點建設問題。上海虹橋立法聯系點的一名立法信息員說，這是個“不講白不講，講了不白講”的地方。確實是這樣，聯系點是“直通車”，原汁原味的基層聲音從這里可以直達國家立法機關。
比如原來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中規定，公安機關發現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等行為的，應當予以訓誡、責令其繳納保證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。對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，可以沒收保證金。華東政法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提出，每個家庭經濟條件不同，這種情況還是以教育為主。這個修改意見通過基層立法聯系點轉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后，被吸收采納。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刪除了繳納和沒收保證金的內容。
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，我經過調研后提出“科學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”“擴大群眾參與范圍”等建議，很多代表也建議在立法法中增加相關內容。
參與多輪審議后，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，我與其他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鄭重按下表決器。隨著一聲鏗鏘有力的“通過”，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〈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〉的決定》表決通過。根據實際需要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、深入聽取基層群眾意見等內容寫入立法法，我的部分建議被吸納。
看到百姓意見成為國家法律，我非常興奮！傾聽老百姓的心聲、為群眾做實事，是我的職責所在。
我理解，政協委員在履職時，既要尊重多數人，也要照顧少數人。大家有事好商量，就能找到“最大公約數”。
10年前，快遞行業發展迅猛，一些問題隨之而來。消費者擔心“包裹丟了怎么辦”“糾紛來了向誰投訴”，快遞公司希望給暴力分揀、問題快遞下個明確定義，政府部門在考慮什么樣的機制能減少糾紛。
為此，全國政協組織實地調研，并圍繞“《快遞條例》的制定”召開第四十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，我也參加了會議。
我印象很深，會上政協委員、有關部委和企業代表暢所欲言，時有爭論交鋒。有人提出“都說禁止拋扔，一米是拋扔還是半米是拋扔？”有人坦言“安全的主要責任被放在快遞公司身上，這讓我們壓力很大”，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語，為決策規劃積極建言獻策。
我發現，當時的《快遞條例（征求意見稿）》中只有“向快遞企業投訴”一條渠道。快遞企業怎么可能解決所有糾紛？如果投訴不成，用戶當然可以向法院起訴。會上，我提出“將投訴、申訴、仲裁、起訴等納入糾紛解決機制”等多個建議，并在之后的全國兩會上提交相關提案。很多建議在后來的《快遞條例（草案）》中都有體現。
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。通過商量出辦法、出共識、出感情、出團結，這是協商民主的魅力。
不管是人大代表，還是政協委員，都是給老百姓辦事的。“盲盒銷售、劇本殺這些可能損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新業態怎么監管？”“檢察機關進行法律監督，能保證自己不出差錯嗎？”等等，這些年來，我聽到過來自群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惑，也因此走訪調研多個部門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提案。
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5年，按照制度安排，每年全國兩會我不僅討論政協議題，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，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、“一府兩院”工作報告等的討論。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，我也認識到，人大制度在運行中就包含協商形成共識的過程。比如一份法律草案，就要經過社會各界充分協商、反復修改，才能提交全國人代會審議。
我們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這樣，把民主選舉、民主協商、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監督貫通起來。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每個環節、每個方面，都能體現群眾意愿、聽到群眾聲音。
4年前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，我曾關注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并撰寫提案。今年，我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繼續聚焦這一群體，就制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法提出建議。
這么多年的親身經歷，讓我對“最廣泛、最真實、最管用”有了更真切的感受，這也是最好的課堂素材。今年全國兩會閉幕回到學校后，我要把這些講給學生們聽。
（作者湯維建，系全國人大代表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，曾任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，本報記者崔璨采訪整理；原文刊載于《人民日報》2025年3月10日第05版）
